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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-8-6 18:26 LiLily_Li
揭秘汪精衛1938年如何踏上萬劫不復的背叛道路?

7月22日夜,剛剛看完高宗武報告、明確知道日本人“鎖定”自己的汪精衛得到了另一個消息:當夜,日軍與中國軍隊激烈交戰之後,突破廬山北面數道陣地,九江城淪陷在即。此時的汪精衛面對的是這樣一種局面:一方面日軍在武漢外圍的戰役中節節推進,距離武漢的腳步越來越近,本來就對中國人的抗戰能力持懷疑的汪精衛內心一片灰暗。另一方面,日本方面又通過另一種渠道傳遞出某種“誘人”信息———10天以前,日本五大臣會議正式批准“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”的建議,決定立即著手“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”。
  高宗武的秘密之行
  7月22日下午17點,汪精衛在武漢的寓所裡,見到了匆匆而來的周佛海。週佛海是專為高宗武一事與汪精衛商量對策的。急於開展“和平運動”的汪精衛和周佛海,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機會,要他直接去東京,探聽日本政府對實現中日“和平”的條件。6月23日晚九十點鐘,正在香港的高宗武與周隆庠化裝成日本人,他們先坐出租汽車到達日本總領事館,然後換乘領事館汽車,由領事館派專人護送上一艘日本輪船,以此避開海關檢查,順利離開香港前往日本。(高宗武,時任中華民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,周隆庠是亞洲司日蘇科科長。)
  早在1938年2月份,經蔣介石批准,高宗武與周隆庠就到達香港,設立了一名為“日本問題研究所”的情報機構,對外則稱“宗記洋行”。在此前,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長董道寧到上海,暗中與日方人士聯絡。這一年4月3日,高宗武返回武漢後即向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、代理部長的周佛海報告他在香港的“接洽情況”;然後由周佛海報告給汪精衛。4月14日,高宗武負“秘密使命”再次飛往香港。5月30日,高宗武返回漢口,向蔣介石、汪精衛、週佛海等報告與日本交涉的情況。蔣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,繼續探聽日本情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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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以往幾次的秘密出行相比,高宗武此次屬擅自赴日,蔣介石並不知情。因為不經過蔣介石,高宗武有些猶豫。而周佛海向高宗武表示,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輪船後,他會向蔣介石報告,此事由他負責。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後,由此因為害怕而遲遲不敢回漢口。直到7月22日下午,周隆庠才拿著高宗武的報告到達漢口,週佛海看到報告後,立即找陶希聖到寓所,決定先將報告送至汪精衛,商談對策。
  這一年1月16日,日本曾發表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府聲明》,宣稱:“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,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,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,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。”“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”,實際上透露了日方謀求“合作”的新政權的戰略意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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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,先後會見了影佐禎昭、參謀次長多田駿、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及陸軍省中國課課長今井武夫等人。但迄今未見當時的記錄公佈,不過據當時傳出的消息和當事人事後回憶,他們之間達成了兩項協議:第一,接受日本提出的“和平”條件———承認“滿洲國”,日本在蒙疆有駐兵權,中國參加防共協定和日本優先開發華北資源等;第二,決定要汪精衛“出馬”。據影佐禎昭自傳中回憶,這一點是高宗武先提出來的,高說,“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,稱道'和平論',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。”“為促使今後日華間的和平,必須尋找蔣介石以外的人。但是,除汪精衛氏以外,難以找到其他人。”
  週佛海之所以在拿到報告的第一時間便急著見汪精衛,是因高宗武的報告中寫有“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馬”的字句。週佛海擔心這句話會引起蔣介石不快,所以先來徵求汪精衛意見。可汪精衛看過後卻並沒有像週佛海那樣緊張,反而安慰週“沒有關係”。

[b]汪精衛的“和平運動”[/b]
  7月22日當天,高宗武的報告連同他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,通過機要秘書陳布雷,送交至蔣介石手裡。蔣介石並不知道汪精衛此前其實已看過這份報告,邀其與張群在三天之後共同商討。
  蔣、汪此時的身份分別是國民黨的第一、二號人物,直到此時,他們仍站在抗日的同一陣營。“ 盧溝橋事變 ”後,汪精衛曾情緒激昂地說:“目前時局已臨最後關頭,因此,我們要有絕大的決心與勇氣來犧牲……我們如果不犧牲,那隻有做傀儡了。”
  但中國軍隊一個接一個的失利使他漸漸產生了極度悲觀與失望情緒。李宗仁回憶,1937年10月,他去拜訪汪精衛時,汪曾一再問他:“你看這個仗,能夠打下去嗎?”據當時在其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,汪精衛每當談及抗戰之事,總是“搖頭嘆息”說:“茫茫前途,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!”
  在汪精衛身邊,與他持相似觀點的一批人漸漸組成了一個小團體,他們包括週佛海、陶希聖、高宗武、梅思平等人。週佛海原是蔣介石親信,因這層關係,與汪精衛有很深的矛盾。然而通過長時間交談,他們發現了彼此在對待中共及日本問題上的共同點,慢慢密切起來。週佛海回憶說,“汪先生的主張,是完全和我們一致的。”“所以我們當時無形中就以汪先生為中心,醞釀和平運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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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國交戰,歷來有主戰派有主和派,那時汪精衛提出“談和”,“並不等於他投降、做漢奸,也不等於說汪那時已離開抗戰陣營”。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黃美真說。而在當時全國各界抗日氣氛高昂,國民政府內也以主戰派為主流,汪精衛只能將此意見私下向蔣介石提出,蔣沒有斷然拒絕,通過德國大使陶德曼進行的會談也在秘密進行中。
  但是7月22日蔣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,由於信中有日本政府“希望汪先生出馬”的字句,蔣見信後,“怒氣滿面”,表示今後與高斷絕關係,並下令停發高的活動經費。但周佛海卻照舊每月從宣傳部的經費中,撥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繼續與日本保持聯繫。汪精衛通過高宗武的日本之行開啟了與日本“談和”的大門,而與此同時,蔣介石卻自此徹底放棄了“和平”之路。

[b]逃離重慶[/b]
  7月22日夜,剛剛看完高宗武報告、明確知道日本人“鎖定”自己的汪精衛得到了另一個消息:當夜,日軍與中國軍隊激烈交戰之後,突破廬山北面數道陣地,九江城淪陷在即。此時的汪精衛面對的是這樣一種局面:一方面日軍在武漢外圍的戰役中節節推進,距離武漢的腳步越來越近,本來就對中國人的抗戰能力持懷疑的汪精衛內心一片灰暗。另一方面,日本方面又通過另一種渠道傳遞出某種“誘人”信息———10天以前,日本五大臣會議正式批准“建立一個新的中國政府”的建議,決定立即著手“起用中國第一流人物”。
  “主戰有主戰的道理,不過,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?為的是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。如果能達此目的,與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。……為儘早結束戰爭,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,要打開談判的大門。”當蔣介石邀其討論高宗武報告時,此時的汪精衛仍極力主張由蔣介石出面與日本謀和。但位於權力中心的蔣介石最後作出了相反的決定,汪精衛終於明白:通過黨內決議方式,是不能實現他的“和平”主張的。
  由於高宗武肺病復發,與日方接洽的任務由國民黨中央法制委員會委員梅思平接任。日本方面的聯繫人,為同盟通訊社上海分社兼華南分社社長的松本重治。從8月29日開始到9月初,梅思平與松本連續進行了5次會談。1938年10月,戰事上頻傳著壞消息,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。汪精衛利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的機會,多次暗示願意與日議和。10月,武漢、廣州相繼失守前後,汪精衛的談和言論更公開而急迫。儘管遭到大多數人的反對,但他依然替自己頑強辯護說,“孫總理常說和平救國,如果談和平就是漢奸國賊,那麼總理也是漢奸國賊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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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秋後的上海,位於虹口區東體育會支路上的一座洋房正進行著稱為“重光堂會談”的秘密談判。“重光堂”會談主要包括三個方​​面:一是關於成立以汪精衛為首的新的政權的措施;二是實現中日“和平”的條件;三是詳細安排了汪精衛離開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具體辦法。
  關於汪精衛如何逃離重慶,雙方草擬了詳細的預定行動時間表。11月26日上午,梅思平由香港飛重慶向汪精衛匯報,在香港機場,為躲避檢查,梅思平將協議抄錄在絲綢上,縫在西裝馬甲裡帶回面交汪精衛。
  “當時從重慶到國外主要有兩條路線:一條是由重慶赴香港,這很便捷,但以汪身份顯赫,不可能無故公開乘機去香港,所以選擇此路有很大的風險。另一條是經昆明赴河內,這比較穩妥,但必須首先徵得'雲南王'龍雲的同意。”黃美真教授介紹。龍雲屬地方實力派,抗日戰爭開始後,他出兵參加抗日,但當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退到西南後,龍雲深感雲南有被吃掉的危險與蔣介石的矛盾也日漸加深。“汪精衛沒有軍事權,因此他最初的想法是在中國西南,像龍雲、陳濟棠這些地方實力派控制區建立一個政府,促蔣和談。”黃美真說。為此,陳璧君兩次到過雲南,多次與龍雲進行長時間談話,龍雲也表態:“汪先生如果來昆明,我很歡迎,如果願意由此出國,我亦負責護送,一切絕無問題。”摸清龍雲的態度,汪一行人最終決定“借路”昆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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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擔心成群結夥走目標太大,12月5日,週佛海以視察宣傳工作為名,去了昆明;陶希聖也以講學為名尾隨而去。原定汪精衛以去成都、昆明作抗戰演講為名,12月8日從重慶動身,在昆明與週佛海等會合,然後轉飛河內去香港。但12月6日,蔣介石突然到了重慶。直到12月18日,蔣介石要到行營作特別演講,汪精衛可以不參加,於是他決定在這一天出走。12月19日,汪精衛走上了一條萬劫不復的背叛道路。1940年,在日本人的扶植上,57歲的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漢奸政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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